胡可明

連云港——淮安兩市之間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最大河流，因運輸淮鹽而名鹽河。

江蘇省境海鹽生產歷史悠久。據連云港市尤莊最新考古發掘成果揭示，西周時連云港地區即有規模的海鹽業。至遲春秋時，整個江蘇沿海都興起了海鹽生產，并于漢初達到一定規模，豐碩的鹽利極大地繁榮了地方經濟。《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有海鹽之饒”。江蘇海鹽業唐宋時步入穩定發展期，金元則躍上一個高度，明清而達至鼎盛。因淮河貫穿江蘇海鹽區入海將產鹽區分在南北，史稱“兩淮”，所產海鹽史稱“淮鹽”。整個封建時代運輸方式原始落后，堆積如山的淮鹽要銷往朝廷指定的銷區，其外運一向以水運為主。酈道元《水經注·淮水》云：“淮水于縣（今漣水）枝分，北為游水，歷朐縣（今連云港地區）與沭合，又徑朐山西，山側有朐縣故城。”兩漢及以前，連云港地區的淮鹽大抵經古游水用船舶南運入淮河分銷各地。

至隋唐，古游水逐漸淤塞，連云港地區生產的淮鹽外運困難。食鹽是人人天天必食之物，鹽利是僅次于田賦的財源，歷朝歷代均十分重視，盛唐當然如此。隨著古游水船舶航行漸趨不濟，先是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在泗州漣水開挖了一條漕河，溝通隋煬帝大業元年（605）開挖的大運河，而達于當時淮鹽轉運樞紐揚州，淮南鹽區生產的部分淮鹽由此水路外運外銷。到唐垂拱四年（688），朝廷又從泗州漣水向北延拓一條新漕河，經今之灌南縣、灌云縣，達于連云港市區，以取代古游水的航運功能，為漕運鹽運共用。連云港淮鹽南運經此水道到達泗州漣水，再轉運淮安，部分越過洪澤湖銷往安徽北部等地，部分進入大運河里運河段運抵揚州，與淮南鹽區生產的大部分淮鹽一樣，再溯江而上運銷于江西、湖南、湖北及安徽南部地區。

新漕河為官方規劃、官方出資、官方開鑿、官方管理，故稱“官河”。官河鑿成通航，不僅解決了漕運之需，更是成為了連云港淮鹽的一條水上黃金通道，使之外運外銷更順暢便捷，反過來又刺激了當地淮鹽生產的不斷發展。《新唐書·地理志》及地方志書，甚或當時來唐日人文章中，都有關于官河的記載。日本國和尚園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中就對官河運輸淮鹽的情景描述道：“鹽官舟運鹽，或三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不絕數十里。……甚為大奇。”唐寶應年間（762——763年），官河北段出現堤堰塌陷，東海縣令李知遠“以鐵數萬斤”處理軟土地基，以修復官河堰壩。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將連云港地區產鹽散戶組合成板浦、惠澤、洛要3個鹽場進行管理，額定每年生產淮鹽47萬7千石，并在漣水設有專倉進行轉運。巨量的淮鹽，為朝廷提供了巨額的財富。鑒于淮鹽的經濟地位及其產銷地域社會的穩定之切，官府努力保證官河這條黃金水路的暢通。北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春，淮北大旱，官河水位枯竭，淮鹽不能按時按量運往銷區，延誤了朝廷的鹽利收入。朝廷飭令地方官府及兩淮鹽運衙門征調民工疏浚官河，以確保淮鹽適時足量外運外銷，鹽利及時納入國庫。海州（今連云港地區）知州孫沫以“春耕大忙、疏浚官河貽誤農時”為由，三次上奏要求停工，均被駁回奏章，并令其盡早完成疏浚，恢復官河暢通，保證淮鹽運銷暢通無阻。

元代，連云港地區鹽場改建、擴建為板浦、臨洪、莞瀆、徐瀆4場，生產工藝成熟，長期保持高產水平。蒙元統治古海州132年（1236——1368年），其間攫取了巨額鹽利，故而十分重視運鹽河道的疏浚和管理。世祖中統二年（1261）的《恢辦課程條畫》中，禁止將“運鹽河道開決河水澆溉稻田”，確保了這一歷史時期官河的暢通。

明代開啟了延至清代中期的淮鹽鼎盛之勢。海州官府為保朝廷鹽利之獲，對官河倍加關注。永樂三年（1405）五月，對境內官河淤塞段進行疏浚。永樂十二年（1414），疏浚古海州城南至淮安官河240里。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州知州高瑤征集民工18800人，挑浚今天連云港市灌云縣城所在地大伊山至板浦鎮官河及其互通之河景濟河、中正和東辛等支河，耗資9780兩銀。萬歷四十五年（1617），兩淮鹽運司淮安分司運判韓子葵令淮鹽商人捐銀1萬兩，疏浚海州境內官河；又在板浦筑堰，北擋海潮，同時蓄水以濟漕運、鹽運。

清代延續對官河的管理和保護。康熙二十六年（1687），開挖了連云港地區各鹽場直通官河的運鹽支河，板浦、臨洪、莞瀆3鹽場（徐瀆場已于康熙十七年并入板浦場）淮鹽，用木帆船由生產場載出，經官河運至淮安西壩卸入鹽棧，分運銷區。朝廷還建立中河廳管理官河，每年的修防、疏浚費用由淮鹽商人捐助。

官河開掘的初衷就是作為連云港市境向大運河的漕運、鹽運的通道，其地位要比一般的河道重要，所以凡與之交匯的河流，都要首先服從官河運輸的需要。歷史上曾多次發生因灌溉農田而降低了官河水位，致使漕運、鹽運不能正常通行的情況。凡遇此，官府每每的舉動是寧愿讓農田受損也要確保官河水位，以利鹽運與大運河的漕運。在官河與其他河流交匯處筑起草木結構的堰壩。而農民為了保田，就會不斷地扒堰拆壩，形成所謂“官筑民拆”現象。為了緩解這個矛盾，清乾隆十年（1745年），海州知州衛哲治在灌南境內官河與武障河、義澤河、六里河等河口，建滾水石壩，設水位標志（作為開壩或合壩參考），以達漕（鹽）運與農業生產兩不誤。乾隆十八年（1753年），官府挑浚了灌云縣境的車軸河、五圖河與官河的聯接段，并在官河沿岸的大伊山、洪門河、汊口一帶修建閘、堰，以利蓄水保鹽運，泄洪排農澇。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淮北鹽商集資大規模疏浚官河。嘉慶三年（1798年），官河延伸開掘至今連云港市區新浦，成為該地區水運樞紐。嘉慶九年（1804年），古海州官府大浚官河。道光元年（1821）正月，官府組織由淮鹽商人出資，挑深擴寬海州官河。道光十年（1830）后兩江總督陶澍在古海州的淮北鹽區實行票鹽法改革時規定，票鹽“只許由板浦場鹽（官）河舟運過大伊山以達西壩（淮安鹽棧）。”清人黎世序等主編的《續行水金鑒》寫道：“官河長130里，闊8丈，鹽課所經，官舫估舶，帆檣相望，故曰官河。”反映了當時官河鹽運之盛。宣統元年——二年（1909——1910年），官府再疏官河。

官河自開掘起一直是鹽漕并行共用。但隨著連云港地區淮鹽業的發展，通過這條大河的鹽船遠多于漕船，沿岸百姓眼見官河之上幾乎是日日鹽船過，鹽船帆影掩岸柳，在民間早就將官河稱之為“鹽河”了。鹽河不僅是其沿岸如漣水、灌南、灌云諸縣農業灌溉、排澇的重要水道，豐沛的鹽河水也供兩岸人畜飲用。

在鹽河南端起點之漣水縣，鹽河被譽為“母親河”。得益于淮北海鹽中轉樞紐的獨特區位優勢，其河道一直保持在可通航800噸大船的水運能力，境內的北六塘河、南六塘河、一帆河、公興河、西張河、杰勛河等都與鹽河互通。漣水與灌云、東海、贛榆、沐陽同屬連云港淮鹽銷區近場“五岸”，這些河流成為從鹽河上運載而來的淮北海鹽向本縣境城鎮鄉村的分銷運道。

在灌南縣，鹽河與灌河、武障河、南六塘河、柴米河、義澤河、一帆河、龍溝河、公興河、唐響河等水脈相通。該縣明洪武元年（1368年）即建有莞瀆鹽場，這些與鹽河相通的河流，也必曾為淮鹽在本縣域的銷售承載運鹽船舶航行。座落在縣城新安鎮的新安港，循鹽河兩岸建碼頭，就曾是連接鹽河與縣境其他河流轉駁淮鹽之場所。

在灌云縣，水面上那咸味是越來越濃。縣境內與鹽河直接或間接相通的河流同樣很多，如古泊善后河、車軸河、牛墩河、五圖河、六里河、枯溝河、燒香河等。車軸河、燒香河舊屬鹽漕運道，古泊善后河是鹽場運鹽至板浦轉入鹽河南運的主航道之一。燒香河也曾是鹽漕運道。《灌云縣志》將這些大河列入了縣境“干河”序列。灌云縣河流眾多，水網細密，而這些大小河流都直接或間接地與鹽河溝通，對當地的農牧漁業和其它副業的生產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清嘉慶往前，古海州臨洪鹽場所產淮鹽全由海口運至洪河堰，通過板浦鹽關，轉入鹽河外運。嘉慶三年（1798年）后，潮退陸進，鹽船由場至堰運輸漸受困阻，臨洪場鹽商出資改造河道，在卞家浦（今海州錦屏鎮的卞河口）以北、海州城以東之處，挖河通海，鹽商在卞河口建了碼頭和包垣，向鹽河中轉淮鹽。此處后被定名為“新浦口”，新挖的河定名為“新浦河”。嘉慶九年（1804年），海州知州唐仲冕應民之請，開挖了一條甲子河，與新浦河溝通水脈。此河改變了“自孔望山而至州城七八里，崖岸犖確，舟楫不通，城無市廛，米薪缺乏”境況，開通了古城海州與鹽河沿岸、大運河沿岸的聯系。新浦口原只是一個運鹽小港口，隨著淮鹽產量銷量激增，也自然擴大功能增加港坨容量，后拓展為古海州農、漁、副及花果山茶葉等諸種物品齊運并發、甚至有一定客運功能的綜合性港口，鹽河因此也承擔了連云港土特產的外運外銷。

   新中國建立后的1950年1月，國家輕工業部、鐵道部、交通部制定了《原鹽運輸管理暫行辦法》，連云港淮鹽運輸分為鐵路、公路、海運、河運4種路徑。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鹽河仍在為淮鹽運銷發揮作用。